近些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工业化带来了大范围的人口流动，这其中最明显的趋势就是农村青年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在城市生活、工作，而农村更多留下了“老弱病残”。由于农村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必然导致农村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些改变慢慢地累计、使得农村生活形成了一幅极具中国特色的形态。邻里交往的方式以及邻里关系的特点都在这一进程当中逐渐发生着改变。新农村建设改变了村庄原有的居住模式，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村庄中的居民重组，使得邻里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农村本已正在悄悄进行的邻里关系建构的变化更加快速且明显的呈现出来。
邻里关系和邻里结构的变迁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人口流动带来了邻里关系的冷漠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为了生存或是更好地生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据统计，目前全国农民工总数在2.2 亿，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人数是1.3 亿，还有不到1 亿的农民工是就地、就近转移就业的，总共加起来是2.2 亿人左右”。而这些务工的农民工往往都是当地的精华力量，至少从年龄、体力上看是这样的。“
邻里关系相对于非血缘亲戚来说，缺少带有一点强制力的约束性，更导致了缺席的经常发生。这些缺席必然影响邻里交往的情感建立，进而影响邻里交往的深度。也许正是因为彼此不了解“底细”，缺少了交往的频率和质量，农村邻里关系呈现出逐渐冷漠化的趋势。
2、农村生活内容的变化导致邻里关系交往内容的变化
首先，由于越来越多的身强力壮的农村中青年外出务工、不再参与农村劳动。由于缺少劳动力，农村的劳作内容、劳作形式等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决定了邻里之间交往内容的改变。例如，传统的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大家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方面的相似性。春祈秋报是一种规律，所以乡民们的步调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大家一起忙碌，一起清闲。这种一致性决定了邻里交往的必须和可能。传统上，每一户农村家庭基本能够实现自给自足，邻里之间的交往往往更多是情感的、劳力的、较少牵涉金钱利益。近些年来，由于越来越多的农村生活必需品需要使用金钱来购买，邻里之间也开始涉及经济利益的纠纷，事实上，农村的经济利益对世俗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这必然影响整个农村交往的内容和形式，当然也包含邻里交往。
3、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解构了邻里之间的“信任”关系
近年来，随着媒体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在全球范围广泛传递，再难“保持”“封闭”的农村村落社区。随着社会的变迁、人员的流动，传统的、以血缘社会和熟人社会为基本特征的差序格局逐渐发生变化，而以此为基础的价值观念——“信任”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卢曼将信任关系可以分为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两类。对人际信任来说，信任的基础在于关系的亲近，而这种亲近的背后其实是对互动的对方能够维护、给予、至少是不损害自己、或家庭利益的一种预期。由于前文涉及的种种原因，邻里之间的关系由于缺少了交往的时间、空间和内容，因而缺少互相了解的基础，自然很难建立并坚持“信任”，这使得人际关系很难再是温情脉脉的。由于缺少足够交往，邻里之间就缺少了构建起“信任关系”的基础。因此，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情感联系常常被契约形式所取代。可以说，农村生活方式的变迁解构了“人际信任”关系。
制度信任指的是，对互动的另一方的信任是以制度保证为前提的，即相信一旦对方违背或者不履行自己的承诺，那就一定会受到由制度规定的惩罚。只有足够的制度保障，人们才可以信任尚不熟悉的他人。
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取代人际信任的契约形式。事实上，在任何的社区内，若能建立起人际信任的相互关系或是人人认可的契约制度关系，都是能够建立起稳定的邻里关系的。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农村从总的来看，是一个相对互相熟悉程度较高的、相对封闭的社区环境之中，农民信任关系的建立是典型的“人际信任”。在这样的社区中，契约形式不可能取代相互信任的情感联系。
同时，当前新农村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尚未真正建立起适应于农村生活实际的制度体系，制度信任更是处在“萌芽阶段”。
在当下的农村，“信任”处在一个尴尬境遇：人际信任逐渐不被阙失，而制度信任还没有完善。可以将这种尴尬的境遇称为一种断裂的现象。